——用心用情辦好人民群眾身邊“小案” 不斷提升輕傷害案件辦案質效 

日前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公安部發布《關于依法妥善辦理輕傷害案件的指導意見》（下稱《意見》）。為便于司法實踐準確理解與適用，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廳、公安部法制局有關負責人回答了記者提問。

問：最高檢、公安部專門針對輕傷害案件的辦理聯合發布《意見》，主要是出于什么考慮？

答：輕傷害案件在司法實踐中常見多發，去年全國檢察機關受理達到7萬余件，且多因婚姻、家庭、鄰里糾紛或者偶然事件等引發。從刑法規定來看，輕傷害案件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屬于輕罪案件。根據刑事訴訟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，檢察院沒有提起公訴，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傷害案件可以自訴。同時，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，因民間糾紛引起的輕傷害案件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真誠悔罪，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、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，被害人自愿和解的，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。可見，對民間糾紛引發的輕傷害案件，我國法律強調要在注重促進矛盾化解、促進刑事和解的基礎上依法從寬處理。

輕傷害案件雖是發生在人民群眾身邊的“小案”，但對不少當事人來說，卻可能是“天大的事情”。如果處理不當，就容易埋下隱患或者激化矛盾引發更大的惡性事件。2021年以來，最高檢就對輕傷害案件的辦理進行了調研。調研發現，各地公安機關、檢察機關在辦理輕傷害案件過程中積累了很多好的經驗做法，但也存在一些問題：一是認罪認罰從寬、刑事和解等制度的適用還需進一步加強。從調研情況看，有的檢察辦案人員還存在構罪即捕、構罪即訴的辦案理念，對于促成刑事和解、矛盾化解的積極性有待提升。檢察機關作出相對不起訴處理的案件中，當事人和解的比例不到20%，個別地區刑事和解率不到2%，且其中七成以上是當事人自行和解。二是當事人申訴信訪比例較高。有的當事人因矛盾未化解或者對案件處理不滿提出了申訴，從調研情況看，輕傷害申訴案件數量占到刑事申訴案件總數的四分之一左右。三是在法律適用方面存在一定偏差。有的案件在正當防衛與故意傷害的認定、在故意傷害罪與尋釁滋事罪的認定，以及共同犯罪的認定上還存在偏差。這些問題都影響了輕傷害案件的辦案質效。

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，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。輕傷害案件的依法妥善處理，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感受，關系到人民群眾的法治獲得感。

為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，有力提升輕傷害案件辦案質效，積極促進矛盾化解和訴源治理，最高檢、公安部經充分研究，聯合發布《意見》。

《意見》堅持問題導向，對司法實踐中的突出問題明確了有關意見，并征求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、最高法、司法部等有關部門，以及專家學者的意見；注重從實際出發，既保持與刑法、刑事訴訟法、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》《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》和相關司法解釋的一致性、協調性，又注重借鑒吸收基層經驗做法，該明確的明確，該細化的細化，力求務實管用；強調以寬嚴相濟為指導，明確對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認罪認罰的，當事人雙方達成和解的，盡量從矛盾化解、分化犯罪、減少對立、促進和諧角度。對主觀惡性大、情節惡劣，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，要依法從嚴懲處。對決定不起訴的，也要根據案件不同情況，依法落實不起訴后非刑罰責任。

問：最高檢、公安部聯合發布《意見》旨在解決哪些突出的問題？

答：《意見》強化問題導向、突出重點，針對司法實踐中辦理輕傷害案件時存在的問題作出了指引。

一是強調對輕傷害案件要全面取證、全面審查。以往，司法實踐中取證、審查主要集中在傷害事實，強調“有沒有傷”“誰實施的致傷行為”，在法律文書中對案件起因等也往往簡單表述為“因故”“因瑣事”，缺少了對案件的全面調查、審查，導致當事人對案件處理不滿意。此次，《意見》強調，要全面調查取證，要對案發背景、案發起因、當事人的關系、案發時當事人的行為、傷害手段、部位、后果、當事人事后態度等方面全面審查，要注重查清事實、厘清原委，辨明是非曲直。

二是強調準確區分罪與非罪。以往，司法實踐中一定程度上存在“唯結果論”“誰受傷誰有理”“誰鬧誰有理”的傾向，導致對個別沒有刑法意義上的傷害故意、傷害行為的案件不當認定為故意傷害犯罪。此次，《意見》明確規定，對被害人出現傷害后果的，公安機關、檢察機關判斷犯罪嫌疑人是否構成故意傷害罪時，應當在全面審查案件事實、證據的基礎上，根據雙方的主觀方面和客觀行為準確認定。如果犯罪嫌疑人只是與被害人發生輕微推搡、拉扯的，或者為擺脫被害人拉扯或者控制而實施甩手、后退等應急、防御行為的，不宜認定為刑法意義上的故意傷害行為。

三是強調注重矛盾化解和訴源治理。輕傷害案件的發生大多是因為婚姻、家庭、鄰里或者偶發矛盾，矛盾積聚到一定程度就演化為傷害犯罪。如果只是簡單處理案件，矛盾就會被掩蓋下來，隨時可能再出問題，影響社會和諧穩定。有的當事人不斷申訴，也是因為矛盾沒有化解，如一起姐弟之間發生的輕傷害案件中，弟弟將姐姐打傷后，檢察機關沒有做矛盾化解工作，就將弟弟提起公訴，后弟弟被判刑，姐弟二人的關系由此徹底惡化。后姐姐不斷到檢察機關申訴，反映當時檢察機關沒有聽取她的意見，更沒有做矛盾化解工作，導致姐弟之間反目成仇。所以，《意見》明確規定，公安機關、檢察機關辦理輕傷害案件，要把化解矛盾、修復社會關系作為履職辦案的重要任務。要通過化解矛盾，促進訴源治理，實現社會內生穩定。

問：除聯合發布《意見》外，最高檢此次還專門配套下發了典型案例，請介紹一下典型案例的有關情況？

答：為促進深入理解和準確把握《意見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內容，最高檢選編、發布了“焦某、李某故意傷害案”等5件典型案例。這些案例具有以下共性特點：

一是注重查清事實、厘清原委。在這些案件中，辦案人員并沒有因為是輕傷害的“小案”而“簡辦”，對當事人存在的質疑和案件存在的事實、證據問題，以求極致的精神探求事實真相，厘清案件來龍去脈。如案例一焦某、李某故意傷害案中，當事人對對方的傷情均提出了疑問，辦案人員通過對案發現場的監控錄像進行清晰化處理、走訪當事人雙方的主治醫生等方式準確認定事實，消除了當事人雙方的疑慮。案例二盧某故意傷害案中，盧某提出，是被害人先伙同兩個兄弟打自己，自己是出于防衛推倒的被害人。為此，辦案人員進一步補充了在場人員的證言，并通過證據開示，讓盧某心服口服。而案例四敖某故意傷害案中，辦案人員通過查看現場、走訪當時在場人員、多次聽取當事人意見，查清敖某主觀上沒有傷害故意，拉扯行為也非刑法意義上的傷害行為。在此基礎上，對被害人及家人耐心細致釋法說理，從證據采信、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方面逐一解釋。最終，被害人及家人認可檢察機關的處理意見。這些案件通過清晰的事實認定、扎實的證據梳理，為案件處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礎。

二是通過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、刑事和解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，促進矛盾化解，實現訴源治理。辦案人員辦理案件時，沒有簡單化作出捕、訴的決定，而是對因為民間矛盾引發的案件，依法充分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、刑事和解制度等促進當事人雙方和解諒解。如案例三王某故意傷害案中，辦案人員認為本案系民間糾紛引發的輕傷害案件，符合法律規定的刑事和解案件范圍，且發生在親屬間，有和解基礎。于是，多次聽取雙方意見，積極開展和解工作。最終在與人民調解工作室專職調解員的共同努力下，雙方達成和解諒解，冰釋前嫌，緊張的家庭關系得以恢復。在案例二盧某故意傷害案中，當事人雙方也是鄰居關系，盧某認為被害人家中作坊生產有噪音、影響自己生活經常與之爭吵。案發后，辦案人員走訪當地村委會，深入了解當事人的情況和矛盾緣由，通過公開聽證聽取公安機關、當事人意見，促成當事人達成和解，恢復了和睦鄰里關系。

三是以寬嚴相濟為指導。在辦理輕傷害案件中，辦案人員全面準確把握政策內涵，以寬嚴相濟為指導，一方面，對民間糾紛引發的輕傷害案件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認罪認罰的，當事人雙方達成和解諒解的，堅持依法從寬處理；另一方面，對主觀惡性大、情節惡劣的，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，即使是輕傷害案件，也要依法從嚴懲處。如案例一焦某、李某故意傷害案，案例二盧某故意傷害案，案例三王某故意傷害案，都屬于鄰里、親屬之間因民間糾紛或者偶發矛盾引發，案發后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、積極賠償，當事人雙方和解諒解，檢察機關依法作出不批捕、不起訴處理。但案例五石某故意傷害案中，石某在與朱某分手后仍多次糾纏，兩次深夜闖入朱某家中滋擾，造成年邁且有殘疾的汪某輕傷，案發后缺乏真誠悔罪表現，一直拒不賠償被害人各項經濟損失，主觀惡性較大，情節惡劣。對此種犯罪動機、手段惡劣，傷害老年人的輕傷害犯罪案件，辦案機關堅持依法從嚴懲處，對石某刑事拘留、批準逮捕、提起公訴。后石某被判處實刑。

問：為貫徹落實《意見》和典型案例，下一步有什么工作打算？

答：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，一分部署、九分落實。《意見》的聯合發布是公安機關、檢察機關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體現，對于提升輕傷害案件辦案質效，促進矛盾化解和訴源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。下一步，將重點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：

一是認真組織學習。各級公安機關、檢察機關要把學習《意見》納入到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的整體工作部署中去，結合最高檢下發的《檢察機關依法妥善辦理輕傷害案件典型案例》，組織辦案人員認真學習，深刻領會《意見》的精神實質、主要內容和工作要求，切實把《意見》作為辦理輕傷害案件的重要依據，不斷提升能力水平。

二是加強普法宣傳。要通過宣傳《意見》、典型案例等方式，引導犯罪嫌疑人積極認罪認罰，開展賠償、和解工作，爭取從寬處理，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增強法治觀念，理性、平和解決矛盾糾紛，同時強化警示教育，明確對情節惡劣的輕傷害犯罪，將受到法律嚴懲。

三是推動形成合力。《意見》的落地落實，健全完善工作機制是關鍵。各級公安機關、檢察機關要不斷加強溝通協調和信息互通，推動細化、完善工作機制，并充分發揮好檢調、公調對接機制的作用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，推動輕罪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。